海洋文化的学科主体性困境与建构

　　海洋文化的学科主体性困境与建构

　　    1、海洋文化的学科主体性问题

　　    中国对于海洋文化的理论探索与建构已有数十年的积淀，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其学科主体性依然缺乏共识。截至2021年，海洋文化的学科主体性建构若从1953年杨鸿烈出版《海洋文学》算起已有68年历史，若从1999年曲金良出版《海洋文化概论》算起也已有22年历史，但海洋文化作为专门理论体系即学科主体性的存在迄今仍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1.1海洋文化是学科还是领域

　　    学科是某种知识门类或知识形式，其英文单词“discipline”源自希腊文的“didasko”（教）和拉丁文的“disco”（学），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和权力（孩童纪律和军纪）之义。根据学科的定义，中国的海洋文化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积累，已逐步形成独立的知识系统即成为学科，然而海洋文化作为独立学科迄今未在国内学术界形成共识。一方面，囿于传统学术思维惯性，人们对海洋文化这一新事物缺乏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海洋文化概念的走热，其不断吸引文艺学、历史学、政治学、军事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旅游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关注，以致影响海洋文化自身理论体系的主体性建构。海洋文化是作为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存在，还是有其自身独特的学科属性、理论体系、知识系统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海洋文化是学科还是领域？

　　    海洋文化面临的尴尬学术处境，与教育学长期以来面临的学科主体性质疑颇为相似。拉格曼曾在其著作中指出：“许多人认为教育本身不是一门学科。的确，教育既没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也没有明确划定的专业知识内容，且从来没有被视为是一种分析其他科目的工具。但是，我把教育看做是受到其他许多学科和跨学科影响的一个研究领域与一门专业领域”。自陈炎、杨国桢和曲金良等学者接续努力至今，海洋文化作为知识门类意义上的学科已不言自明。因此，与其质疑海洋文化的学科主体性，不如反思传统学术思维的局限性、涵纳性和创新性。

　　    1.2海洋文化是知识集合还是理论体系

　　    本研究于2021年5月1日以“海洋文化”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总库进行主题检索，检索时间范围为1915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1日。检索到学术期刊论文3615篇、学位论文553篇和专著14部，以《海洋文化概论》《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国海洋文化》丛书和《中国海洋生态文化》为代表。这一略显简单的检索佐证海洋文化作为学科已有数十年和数千篇（部）的学术研究积累，显示其作为知识集合的形成过程以及作为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

　　    在海洋文化的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宋臻和曲金良从历史文化遗产中挖掘海洋文化遗产，重新审视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轨迹，从而确立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即中国五千年历史并非与海洋文化隔绝，而是拥有悠长而厚重的积累，有力驳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虚无主义；刘淑珍等和唐梦雪等通过田野调查梳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现状，提出民族志式的“照相式”记录和类型提炼，推进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并成为海洋文化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很多文献结合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海洋文化方面的政策解读、概念新词或真知灼见，同时提出其他视点的研究结论。

　　    尽管海洋文化已形成理论体系且不失厚重的学术积累，但其究竟作为知识集合还是理论体系迄今仍存在争议。2014年曲金良等出版的《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试图宣示海洋文化基本理论体系的建立，并较系统地阐述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基本内涵、特性、历史积淀、价值、功能和发展现状等问题，但遗憾的是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与之较类似的是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合理身份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一直存在分歧且争议不断，即理论体系建构和身份认同存在很大张力。其实，海洋文化不仅是独特的知识集合，而且是或许不尽成熟但已自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所谓的分歧和争议也许来自自古以来人们对海洋文化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因此，与其继续论争海洋文化的学科主体性地位，不如努力做好海洋文化的推广和普及。

　　    2、海洋文化学科主体性建构面临的挑战

　　    2.1传统学术思维的惯性

　　    西方的学术传统来自古希腊哲学，而中国的学术传统则来自历史学。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比较重视训诂和引经据典，受此影响，中国的海洋文化被赋予较浓厚的历史学色彩，且现实中历史学者确乎是海洋文化研究的主要群体之一，因此海洋文化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意义。即使有众多学者试图对海洋文化给出明晰、简洁和易懂的定义，但终究限于海洋文化的小范围学术圈，且受制于厚重的学术传统而未得到普遍认同。

　　    除历史学外，在近代以来引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学科中，海洋文化也多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丁希凌提出海洋文化学是综合性学科，涵盖哲学、社会、自然和科技等方面，包括社会、自然和技术科学三大门类，而其中每个门类又可形成多层次学科群；这一定性分析试图阐释海洋文化的学科属性，遗憾的是这使海洋文化看上去更像“大杂烩”，反而弱化了其独立的学科属性。因此，受传统学术思维的影响，海洋文化俨然成为各学科理论体系的补充和延伸，即海洋文化研究仅为众多学科围绕海洋文化的百家争鸣。

　　    2.2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中国学术界多沿袭儒家经世致用思想，海洋文化研究亦然，即理论为服务实践而生以及理论为指导实践而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因时而生。北京大学的陈炎于1982年发表《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吹响“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号角：“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连汇而成。这条海上大动脉的流动使得这些古代文明互相交流并绽放异彩”。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遗产中为改革开放提供历史、思想和理论参照，深刻阐释“海洋―开放―交流―发展”的意义。

　　    随着21世纪“海洋世纪”的到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海洋文化研究兴起热潮，彰显学者们为治国理政献计献策的强烈意愿。然而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人们对直面实践的概念创新情有独钟，而对海洋文化等形而上的理论探索相对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洋文化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海洋文化迫切需要形而上的超然、淡定、独立和深刻的理论思考和体系建构。

　　    2.3研究对象范畴模糊

　　    海洋文化的学科主体性模糊与其研究对象范畴过于宽泛有很大关系。纵览海洋文化研究，有不少成果借海洋文化之名而行对外交流之实，还有不少成果言海洋文化而实为渔文化，不一而足。曲金良提出海洋文化研究的5个方向，包括海洋文化基础理论，海洋文化史，中外海洋文化的互相传播、影响及其比较，海洋文化田野作业以及海洋文化与社会发展；陈国栋认为海洋文化研究可分为七大范畴，包括渔场和渔捞，船舶和船运，海上贸易和移民，海岸管理、海岸防御和海军，海盗和走私，海洋环境和生态（海洋利用和关怀）以及海洋人文和艺术。从上述探讨中可以发现，海洋文化的研究对象在认识上存在颇大弹性，即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和因地而异。这恰恰凸显当下海洋文化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从而影响海洋文化学科主体性的建构。

　　    2.4研究方法特性缺失

　　    海洋文化研究多借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民俗学和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文化比较法以及数据分析法等，而缺少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如同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过于依赖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其学科主体性至今受到质疑。海洋文化缺少独特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海洋文化的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另一方面，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在研究海洋文化，而众多学者缺少海洋实践背景，使海洋文化的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海洋文化的特色格外鲜明，意味着海洋文化也应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受限于研究经费或研究条件等因素，其特征性研究方法尚未出现且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和认同。

　　    3、海洋文化的学科主体性建构

　　    3.1坚持“人―海主体”的理论建构

　　    海洋文化确立学科主体性须坚持“人海主体”的理论建构，即理论建构应基于人与海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创造的物质与财富的总和。人因为海而形成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海洋文化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典型特点。2018年江泽慧等主编的《中国海洋生态文化》创造性地探讨中国海洋生态文化主题，是海洋文化理论建构的重要成果，且开辟中国海洋生态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显然，只有首先树立“人海主体”理念，才能确立海洋文化的学科主体性；如仅将海洋文化作为一时的研究对象，却并无对“人―海主体”的认识和理解，也就谈不上海洋文化的学科主体性，海洋文化研究充其量仅是某学科就海洋文化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文献。

　　    3.2坚持“人―海和谐”的价值取向

　　    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通常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取向，即“百家争鸣，争在价值”。正如儒家追求经世致用以及哲学追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海洋文化研究须坚持“人―海和谐”的价值取向。只有坚持“人海和谐”的价值取向，才能避免海权功利的片面价值取向，才能视海洋为“命运共同体”，才能使理论创新助力海洋可持续发展以及助力人类实现面向海洋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否则可能产生理论建构异化，导致错误地开发利用海洋，最终危害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3.3坚持“人―海依存”的研究范畴

　　    对于海洋文化的研究对象迄今缺少普遍认识，其实海洋文化本身已给出明确答案。“文化是一种养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余秋雨），因此海洋文化是海洋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独特存在，其来源于“人―海依存”的历史实践，发展于“人―海依存”的实践创新。因此，海洋文化研究须紧紧把握“人―海依存”的研究范畴，“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接触海洋而非仅从书本等媒介认识海洋，深入海洋而非仅从滨海旅游等活动体认海洋，这样才能发现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和得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的是，不能以大陆思维研究海洋文化现象，而应以海洋思维调查和分析海洋文化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本质。

　　    3.4坚持“人―海互动”的研究方法

　　    海洋文化的研究方法诚然可以采纳和借鉴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须始终坚持自身独特的“人―海互动”研究方法。所谓“人―海互动”就是除研究对象外，在研究时还应体验“人―海互动”的方法和途径。例如：某日本学者为研究福建疍民文化，除学习和梳理以往文献外，还特地赴福建开展田野调查，认一对疍民夫妇为义父母，在船上共同生活2年，从而亲身体味原汁原味的福建疍民文化。当然，受限于时间、精力和经费等因素，如此深度的调查研究无法简单复制；然而在调查研究中，除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外，海洋作为第三者的存在不可或缺。以往有些文献梳理广泛、论证缜密且数据分析严谨，但唯独缺少海洋体验，以致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凸显“实践经验不足”，即因不了解海洋而影响总体说服力。

　　    例如：对惯于历史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很容易通过历史文献简单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而有些历史文献的记载与实际情况存在错位。这样的例子为数不少，比较典型的是不少研究依据明清文献，从字面上夸张放大明清海禁；而实际上当时虽行海禁，但民间海洋贸易一直禁而不绝，否则就无法解释茶叶和瓷器等出口之巨；近年来的海洋考古发现沿海明清海商沉船数量众多，亦反证海禁的间歇性和局部性。因此，有些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可在书斋里冥思顿悟，但海洋文化研究则须体验海洋、了解海洋和理解海洋。

　　    4、结语

　　    在当前中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背景下，海洋文化亟须加强学科主体性建设，通过增强研究内容的“海洋味”、凸显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以及提升理论体系的显示度，逐步确立和强化海洋文化作为学科的理论体系主体性，使海洋文化真正成为助推“海洋强国梦”实现的文化软实力，同时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思想基础、理论自觉和行动方向。

　　                      摘自《海洋开发与管理》202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