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农村寄递物流业，难在哪儿？

　　越来越多的地区已认识到，发展农村寄递物流是民生工程，更是产业之基。然而末端利润微薄，成本高企，在政策红利驱使下，出现快递“进村容易、驻村难”现象，增强造血能力依旧是农村寄递物流建设必闯的难关。

　　刚过去的这个春节让湖北省监利市周老嘴镇陈陀村的快递员刘明忙疯了。春节货太多，刘明的私家车也被征用了。见到刘明时，他刚从县城拖货回来，小汽车后座上还铺着塑料袋，用一半的胶带、瓦楞纸散落一地。凭取件码取快递、寄年货的村民们每天都要给刘明家门口造成好几次交通堵塞。

　　硬币的另一面是县乡村三级末端服务能力不足，发展情况不均衡，基层网点依旧无法满足需求，派送成本高、可持续性差等问题一直拖累着快递进村的步伐。实际上，老乡们买得火热，农村快递从业者却大都难掩愁容。江陵县共配中心负责人担忧“若政府补贴减少如何维持运营成本”，乡镇快递员王子雄郁闷“货量越大利润却越摊越薄”。而农村服务站点大多从未想过仅凭快递收入生存。

　　村级站点：“做快递是为便民和引流”

　　刘明从2013年就开始接手陈陀村的村级快递代理。那时候村里网购的人还不多，为了一天几个货，他都得骑电动车跑到20多公里的县城去。2013年底农村网民人数为1.77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7.5%，与当年城镇62%的互联网普及率相比差距不小。

　　“现在的村民喜欢网购，连牙刷牙膏都懒得去超市买，要到网上买了。”监利是中部地区人口大县，常住人口达120万，几十万返乡大军是网购主力。“空气炸锅多起来了，我就知道在外的老乡都回来了。”村民们网购的种类从生鲜水果、大小家电、日用消费品无所不包。2022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2.93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8.8%，网购已成为越来越多村民们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

　　由于从业时间长，刘明的村站点在附近的村子中很有影响力，无论是寄件还是派件，刘明的货量在村级代理内都可谓“一骑绝尘”。“派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有2000票，平时寄件我的电商件加村民的也有1200票左右。早上刚打包寄出了150斤香肠和100斤草鱼，都是客户团购的。春节期间，鲜活的鳝鱼、泥鳅也走俏。”

　　十年间，刘明从没放弃过快递生意，但他的盈利主业早已变为电商和家电。不为一件几毛的派送费，刘明看重的是快递聚人气、引流带来的隐形收益。“因为做快递时间长，朋友圈就比较广，微信加的多积累的客户也多，还特别精准。”在刘明这里购买土特产大部分都是在全国各地工作的老乡，其中很多都曾在过年回家时来他这里取过快递。

　　“几乎是同时，刚开始做快递就顺便做代买代卖农特产的生意了。”刘明回忆自己最早期是类似微商的经营模式，村子里在外务工的人多，加上取件人微信后，就常遇到在外的村民想吃家里的土特产，又免得麻烦自己的父母，就直接在他那下单，他再去农户家里收购寄过去。现在刘明的手机里积累了十几个固定的收购群。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想给家里老人装空调，也会找到刘明，送货上门包安装，一台能赚100多的“辛苦钱”，比单干快递划算得多。“我们家电销售比如空调可不亚于县城的经销商，一年能卖480多台。”

　　从2013年到现在，存放快递的场地都是刘明自己家的农家院，寄货打包在前，取件在后。旺季时包裹一直塞到伙房跟前满满当当，记者去的时候，刘明的妻子李芳芳正忙着用顶叉悬挂需晾晒的腊鱼。冬季卖腊肉、黄鳝等年货，夏季卖莲藕、莲子和小龙虾，再加上家电生意，能让刘明夫妻俩忙碌一整年。

　　不过经营村站点并非易事，不是每个村站点都有一对刘明夫妻。曾在江陵县参与电商扶贫项目、负责调研村站点工作的陈轩分析，如今的村网点已经历过多次淘汰洗牌，还能存活的，大多都是叠加了其它业务如电商、小卖部、修理店、农资店、助农取款农村金融业务等，以综合服务站的形式经营。

　　过去曾有不少村站点是依靠国家对农村电商的支持建立的。2015年11月审议通过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加大“互联网＋”扶贫力度。实施电商扶贫工程。从2016年前后开始，各地开始依托电商扶贫的资金帮助贫困村的贫苦户建村站点，发展快递寄收业务是村站点其中一项功能。

　　“免费提供电脑设备、光纤入户、技术指导、对接货源、包装、快递资源等，帮助贫困户开启电商新事业。”陈轩回忆，当时建村站点的门槛很低，有资质的村民几乎能零成本参与，但要稳定经营却很难，对个人责任心、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站长得懂操作系统，熟悉村民，处理投诉。错件、漏件及产生投诉都会先找到村站长，处理不好可能罚款比赚的还多，自然也淘汰了一批站点。”

　　近些年邮政行业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执法力度加强，也让一批违规收费、经营不善的网点纷纷关闭。2017年颁布的《邮政普遍服务》改变了原来普通包裹只投递包裹单，由用户自行领取的方式，规定城市地区所有包裹、农村地区5公斤以下包裹全部按地址投递到户或村邮站。2018年颁布的《快递暂行条例》明确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

　　曾经中西部村民到民营站点取快递需支付一定费用，特别是在山区等交通不便的乡村，违规收费曾是部分网点盈利的重要来源。从2019年开始，邮政管理部门多次对未按址投递、农村地区违规收费现象进行集中专项整治。禁令之后，乡村站点想要增加额外收益就必须依靠综合业务。

　　“农村快递物流成本相对城市地区要高一些，这就需要加大农村快递物流、电商、交通、供销、电信、金融等领域的融合发展力度，推动资源共建共享共用，扩大业务来源，将快递带来的流量就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岳含认为，要加大“一点多能”的村级综合服务站建设，由于具备复合经营能力的农村人才还不够多，未来还要加强农村电商物流人才教育培训，提升末端网点经营者的能力水平，推动末端网络可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乡镇网点：“派件越多亏得越多”

　　“在农村，比起双十一，年货节的快递量才是最高的。在外打工的、做小生意的、读书的都回来了，常常是人未到快递先到了。”湖北监利龚场镇快递员王子雄告诉记者，春节前一个月每天都有将近6000票，比平时多了两三倍。他每天早上7点开门，一直干到晚上12点多，还额外请了8个寒假工，每天像上了发条一样，腰都直不起来，还是很难跟上老乡们“买买买”的手速。

　　据监利邮政业发展中心负责人介绍，平时淡季每日进监利的快递在10万票左右，旺季接近20万票。年货节的货量增加猛，体积也更大更重。而派费是按件给，装载量低将导致运输成本上升。“现在我们车厢长九米六的车只能装5000票，比起淡季夏天的7000-8000票少了将近一半。”监利市聚惠快递公司经理表示，年货节期间发往乡镇的快递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

　　见到王子雄时，他正一手拿着扫件的仪器，一手抱着快递，坐在一张30公分高的小板凳上，被塞得满满的货架左右夹击，前后还堆着需要清整的快递，看起来像陷在快递堆里。

　　春节期间走亲拜友的多，不少人的快递都很难及时取走。取不走的快递只能免费暂存在王子雄的货架。“平时我基本上就用这前面一小间，三分之一，其他架子全部都是空着的。”一年多以前他搬到这，王子雄特地选中这个大场地，就只是为了春节前后这差不多20天。“我这边场地还比较大，还能勉强运转，有的乡镇的快递点，不是他不想干，是干不过来了。前面的还没分完，后面的货又来了。”

　　王子雄这段时间每天都感觉被无形的压力催着。“每天必须得干，如果说每天不把它干完的话，货物就容易积压，一积压，什么延误费、催件的罚款就都来了。”时效性与王子雄的收入息息相关。总部会规定指标，再层层下派，从荆州到监利再到乡镇，都会有不同比例的签收指标，一般需要当天签收率达到百分之八十才能正常结算派费，不然就可能会被扣一定比例的钱。

　　单靠派件费无法支撑现在的成本开销。因为派送件多了一倍，王子雄请的操作工、运输费也相应翻倍。王子雄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高峰期每天按5000票算，减掉短信费，每件派送费只有5毛，一天能到手2500元。但每天21个工人，每人平均100元/天，运输费500元，外加近期“取错、投诉、破损”等产生的高额罚款，成本已经远超收入，出现派件越多，亏得越多现象。

　　末端低利润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中西部非快递产粮区表现得更为突出。甘肃成县邮政分公司经理尤志民坦言，即便该县是西部有名的电商县，“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是从外面网购的多，而把村里的好货卖出去的少。满车下乡，空车回也时而有之。”

　　与民营快递不同，除部分边远地区，我国邮政系统依靠乡邮员很早就实现了报刊、信件到村通邮。运营成本由各级财政和邮政公司承担，根据《2021年度邮政普遍服务监管报告》，2021年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为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安排支持资金合计约43.86亿元。邮政普遍服务是保障国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性安排，是中国邮政的主责，“不以盈利为目的”。不过绝大多数电商件并不属于这一服务范畴。

　　王子雄怀念2019年刚成为中通龚场镇代理的日子。“那时候比较轻松”，他只用去县城拉一家快递的货，每天的量也少，仅200多件左右，不用雇人，基本上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全部干完，忙的时候叫上有寒暑假当教师的老婆一起干也够了。当时派费也高，一件能有9毛。后来他拿下了好几家快递公司的乡镇代理，原以为货越多，赚的会更多，却没想到派费一路下跌，雇的人也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摊越薄。

　　比起派件的亏损，王子雄主要靠揽收也就是寄快递盈利。寄快递每件除开包装、上交公司的费用，一件能挣好几块，但今年与往年相比要少的多，还主要以退换货为主，每天仅一百二三十票，是派件的五十分之一。前几年因为疫情，回乡过年的人少，派件量也少，往城里寄香肠干鱼腊肉等地方特色农货的多，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打包。“今年因为疫情解封嘛，人全部回来了，往外面寄的自然就少了，“好日子很难再复刻了。”

　　不少农村快递从业者表示，派件量陡增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好事，最重要的是维持盈亏平衡。人工、运输成本上升导致运营压力加大，超负荷运作更容易“出错”致使投诉、罚款增加，影响消费者体验，形成恶性循环。在快递微利化趋势当下，网点老板们也得转变经营思路、精细化管理。

　　王子雄也考虑过做电商，在派件量少的淡季，他会在微信朋友圈卖土特产。凭借乡镇快递代理的身份，他能拿到优惠的寄件价格，只是派件量一大就腾不出精力干了。

　　县级共配：“勉强维持”和造血不足

　　7点10分，天还未亮，在湖北江陵郢都物流中心，自动化分拣机器就已开始运转。在与进入县城、乡镇街上的快递完成区分后，来自11个快递公司共9000个进村快递都会汇集到一起进行统一分拣，接着由人工按不同行政村对应的地址编号进行细分。当天中午分完后，就按20多条线路向99个村级服务站出发，保证当日配送到村。

　　2019年前后，为应对末端成本高企困境，共配模式开始在全国县域遍地开花。共用流水线，统一使用三段码，整合运输线路，以节省场地租金和人工。“加快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县域集采集配中心，大力发展共同配送”也被写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村级网点全覆盖，即便是年货节高峰期也能实现当天分拣当天送达。看了全国很多地方，在中西部县域共配中心能做到我们这个程度，我敢说几乎没有。”江陵郢都供应链负责人彭辉颇为自豪，然而他也对共配中心的未来还有不少担忧。

　　彭辉坦言，目前中心是“勉强维持”运营的状态，“未来政府一旦停掉或者减少补贴，减去给村网点的，仅凭各家快递公司给的每件3毛的派件费，我们很可能没法继续运营进村的快递。”《江陵县打通农村寄递物流“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试点工作方案》显示，2022年江陵县财政安排资金对运营公司给予补贴，补贴标准每年不超过80万元。

　　依靠政府补贴可持续性弱，这几年彭辉团队试过不少增强造血能力的办法，比如向快递公司收取进村派件费弥补中心运营成本。彭辉回忆起，刚开始提出要各快递公司承担运营费用时阻力不小，光与各家县级快递代理谈判就持续了一年多。县级共配中心要想稳定运营，处理好各级快递品牌代理之间的利益至关重要。

　　为增加收入来源，彭辉还构思过给村里的超市、小卖部供货，多挣一份配货钱。不过他很快发现配货需要掌握更多供应链渠道的经验，跟快递网络不是一回事。“想当然觉得反正要进村送快递，顺便也帮这些店运输采购货物，但是货架上的食品、日用品五花八门，背后可能都有不同的供应商，外行想抢他们蛋糕没那么容易。”

　　为减少与乡镇代理的利益冲突，同时提升配送时效，彭辉团队选择绕开乡镇分拨环节，直接将快递从县城配送进村。江陵面积小、行政村少且较为集中，各个村到县城距离不超过半小时，这是快递能从县中心直达村服务站的先天优势。

　　不过这个办法也并不适合所有县。相比之下，它的邻居监利辖内最远的白螺镇离城中心车程超过一个半小时，路远货少，如果不经过乡镇分拨直接从县城进村，运输成本可能更高，进村动力不足导致配送效率反而得不到提升。建好县级公共配送中心的核心在于找准适合本地实际的县级共配中心运营体系和运营模式，江陵的做法很难照搬。

　　实际上，江陵能实现快递百分百进村有许多“特殊性”。80万的政府补贴能让江陵的共配中心勉强维持，但对人口大县来说则是杯水车薪。年货节高峰期，江陵县总进港量在3-4万件，而监利市总进港量将近20万件，监利进村快递的总成本和总收入之差远大于江陵。监利邮政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如果要对监利进村快递进行运营补贴，像江陵那样的80万远远不够。

　　同样尝试过进村共配模式的监利，遇到了更复杂的造血难题。2021年由食天下运营的监利乡村物流配送专线正式开通，原计划升级改造23个乡镇级服务站、197个村级服务点辐射全域323个行政村，实现小件进村，大件到户。不过出道即巅峰，到今年春节食天下合作的村级站点和进村派件量已逐渐萎缩，时效也变慢，从当日达变为次日达。为了保障快递进村工作深入推进，除了食天下，监利邮政业发展中心还促成了多种合作模式，其中“邮快合作”61家、“快快合作”32家。

　　“亏本运营，公司烧不起钱了，这个项目主要依靠‘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的财政补贴，但是政府项目都是企业先垫资，做出一定成绩后再发放补贴，如今我们钱快花完了，合同也要到期了，正逐渐砍掉一些业务来缩减成本。”食天下原进村物流负责人王德军形容该项目是“纯公益”性质，“不找消费者、站点、快递公司收一分钱。”

　　王德军称，运营初期每天运营成本是2800元，外加前期投入的村级站点一整套设备，包括门头、电脑、货架、电视、系统，以及相关操作培训都由公司承担，各站点只需交500元押金就能开工。“在配送这块，公司几乎没有进账收入。”

　　“我们曾与快递物流公司谈判，希望他们能承担部分派送费用，给我们更低的寄件折扣，但一直没谈妥。”王德军认为，一旦快递市场盘子大，参与的加盟商、代理商将更多，各家之间要想达成利益分配共识也更难。

　　王德军感叹就这么放弃实属可惜，“村民的网购需求只增不减，村级综合服务网络也已铺好，站点硬件设备都配齐了，也培训了一批运营人才，没办法甩手。”财政补贴还能继续申请，但造血能力依旧是未能绕开的难关。

　　兴建物流产业园也是一种共配的探索。2016年，甘肃成县顺通物流园承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搭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对于入驻园区的快递物流企业，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定价，使成本费用下降达60%，农村至县城期间运输免费。负责人叶彦强向记者表示，快递进村业务并不赚钱，目前出租仓储场地、化零为整的零担货运等业务才是物流园的盈利点。

　　结束“内卷式”竞争和全新商业模式

　　“寄到县城包邮，寄到离县城五六十公里的村里还包邮，到村的派费比到城里还低，你说这合理吗？”江陵县韵达公司加盟商蒋代军回忆，正是从2017年快递行业打响价格战时，自己的利润就一路下跌，“用低于成本的方式抢市场份额，整个行业都不太正常”。

　　问题暴露在末端，但实际产生于前端。快递业多年的价格战客观上促进了电商业的飞速发展，但给自身行业带来了不小风险，并层层传导至末端。蒋代军认为，电商发达的地方快递企业已陷入“内卷式”竞争，产粮区价格战年年打，运输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扣除费用，末端派费也只能一降再降。而在电商欠发达的地区，往往派件量远大于寄件量，快递公司依旧用较高的寄件费以应对派件亏损维持基本利润。

　　物流与电商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的。较高的物流成本加重了当地中小农村电商经营者的负担，客观上阻碍了它们继续发展壮大，有的甚至用脚投票离开乡村，反过来减少了末端快递客户量。“像我们这有的做热干面、小龙虾的企业，发货量大的时候，直接自己找车运到武汉，跟省一级的快递公司合作，直接走飞机或者高铁，保证时效甚至成本还能更低。”眼瞅着自家电商件越来越多，村级站点的刘明也开始加盟中通冷链，他坦言为了更低的成本，投资冷链也是“被逼”的。

　　近年来，行业主管部门和业内也一直有稳住派费，合理定价的呼吁。2022年在全国邮政管理工作会议上，国家邮政局提出未来要重点实行“三分”政策，推动成本分区、服务分层、产品分类。在2022年11月《快递服务》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中，也首次提出企业可根据产品种类、服务距离等因素，科学测算成本，以快件收寄地所在县到寄达地所在县为基本单元，向用户公布服务时限和服务价格。该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提出，快递服务产品按不同维度可分为按城乡区域，分为城市件、农村件。

　　快递产粮区也开始从监管层面介入价格战。2022年3月施行的《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提出，快递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快递服务。为了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快递价格需要回归它本来的成本曲线。

　　“引导快递企业根据不同区域服务成本合理化差异定价，丰富完善产品服务体系，能在更好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的同时，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稳定末端网络。”王岳含表示，对电商业也需要引导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加强系统对接，引导电子商务平台逐步实现商品定价与快递服务定价相分离。

　　2023年刘明一家又开始了新创业。站在才刚动土不久的8亩黄土地上，伴着修理工人来往三轮车“突突突”的阵阵隆响，刘明讲得兴致高昂，左右手来回比划，“左边是线上线下一体的电商超市，中间是直播孵化基地，右边是分拣中心，未来让快递、销售、收购、打包、发货一体化……”搭载商流、物流、信息流的村级综合站可能正孕育着潜力无限的商业模式。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