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源智库发展与我国资源智库建设新格局

　　全球资源智库发展与我国资源智库建设新格局

　　智库，最初被称为“思想库”，国际上比较权威并广泛认可的定义是：智库是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咨询的组织，以政策导向开展研究分析，并对国内外政策提出意见建议，从而使决策者和公众能够对公共政策作出明智的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智库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业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智库是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研究自然资源领域公共政策为目的的研究机构。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组织专门力量开展研究并出版了《全球自然资源智库2018》，旨在为资源管理的公共决策者、学术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参考。本文是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全球资源智库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以期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新型资源智库建设。

　　1 全球资源智库发展的基本态势

　　 智库的概念最早提出于20世纪40 年代，80 年代以后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概念来看，一是智库可以是常设的附属机构，也可以是独立机构；二是智库是国家与社会、学术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纽带；三是智库思维目的是公共利益，服务政策制定者和公众。

　　1.1 全球智库总体呈快速扩张趋势

　　 国际上对资源智库的排名研究较多，但是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该项目自2006年开始每年出版《全球智库报告》，至今已经出了11个版本。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智库数量快速增加。从20世纪40年代起，全球每年新增智库12家，到90年代全球每年新增智库142家。尽管过去十年中，智库新增数量有所下降，但智库总体数量仍然稳步增长。从2007到2017年，全球智库的总数量从5080家增加到7815家，其中北美智库数量基本保持平稳，从2007年的1924家增加到2017年的1972家；欧洲则从1681家增加到2045家；发展较为迅速的是亚洲，从604家增加到1676家；非洲也从不到300多家增加到近1000家。

　　 从区域来看，全球智库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分布与发展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地区。以2017年为例，进入TTCSP评价体系的北美地区智库占全球智库总量的25.2%，欧洲地区智库占26.2%，亚洲地区21.4%，三个地区的智库数量占全球智库总量的72.8%。智库发展仍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导。

　　 从国别来看，美国智库总数在全球遥遥领先，有1872家，紧随其后的中国有512家，排名第三的英国有444家，而最少的国家仅有1家或2家智库。

　　1.2 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等问题日益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伴随着20世纪70 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环境问题、能源资源、水资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资源治理等问题日益受到各方关注，智库的研究领域和新兴智库都随之发生了变化。 TTCSP的《全球智库报告》在划分智库的研究领域时，最初仅划分了“环境领域智库”，2012年新增了“能源资源领域智库”，2017年更是新增了“食物和水安全领域的智库”，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关注的重点不断深化，研究领域逐步从环境安全向能源、资源、水资源安全拓展。

　　 同时，大量新兴的资源环境类智库不断涌现。如20世纪70 年代成立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美国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比利时的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印度的能源与资源研究所；80年代成立的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意大利马太尹基金会；90年代成立的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等；21世纪涌现了更为综合的美国自然资源治理研究所、英国第三代环境保护研究所。随着气候变暖问题进入公众视野，研究气候变化的智库也不断涌现，如2008 年成立的西班牙巴斯克气候变化中心等。

　　1.3 综合性智库和专业化智库持续向纵深发展

　　 智库研究领域始终以解决公共政策中的实际问题为己任，因此其研究领域随着全球及本国关注的热点不断发生变化。以往的智库将研究重点放在传统安全、地缘政治、国家管理、法治等方面，大型综合性智库研究领域围绕热点问题，向多领域、全方位发展，其研究的成果更加具有综合性、全面性与整体性。在此背景下，国际著名的综合性智库也逐步将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纳入自身的研究体系，将资源问题与现有问题相联系，或者专门开展此类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与环境等方面开展研究，发布了《采掘业的冲突或共存》《围绕自然资源的冲突与和平建设》《资源贸易、地球：探索全球资源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等系列研究成果。

　　 专业性强的资源智库更加注重跨学科、精细化研究，不断聚焦重大问题、突出自身特色、持续开展关注，成果更具针对性、实用性，智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比如自然资源治理研究所，采用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方法，寻求更有效和更开放地测量有关国家自然资源治理状况。其重点研究领域集中在油气和固体矿产领域的资源治理方面，研究如何推动自然资源在提升国家和民众福祉方面的作用。其标志性研究成果为《自然资源宪章》和《自然资源治理指数》，前者包括三大部分和十二条规则，后者衡量了81个国家的资源治理质量和水平并进行排序。其它定期的研究成果均围绕上述两个成果展开。

　　1.4信息与技术革命以及公共治理体系变革促进了智库发展

　　 随着信息与技术革命、公共治理体系改革推进，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政策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国家决策咨询服务的专业化需求，对公共决策的质量、成本、效益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催生了政府对智库提供科学决策支撑的迫切需求。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对国家与非国家实体造成巨大影响，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风险与不确定性逐步升高，迫切需要专业的智库提供“正确形势、正确方向、正确时间”的分析研究与思想支持。因此，智库在当今西方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其中尤以美国为甚。几乎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决策，都会受到智库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同时，自“新公共管理”改革以来，政府逐渐从大量的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并将这些交给社会，大幅提升了公众参与度。在此过程中，智库拓展了社会多元力量参政议政的渠道，作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后的“第五种权力”，参与国家公共治理体系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专门进行了制度安排，将专家论证与公众咨询作为政策出台的前置要件，尤其是那些需要经过各级议会批准的政策，公众享有全面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利，这就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1.5 智库业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知名智库对未来重大战略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常常成为引领和影响社会舆论的思想利器。智库善于总结、发现与揭示未来发展中趋势性、长期性、根本性问题，尤其是在出现拐点或者趋势性变革的时候，表现尤为明显。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常常以详实的数据分析，推动思想革命与理念创新，引导社会思潮，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例如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增长的极限》，提出的颠覆性观点与悲观性结论，引发全人类开始反思自身无限制增长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直接引发了全球持续多年的大辩论。1994年美国地球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出版的《谁来养活中国？》报告，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的讨论，中国政府也因此加强了耕地保护的措施。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信息传递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自媒体使得更多的信息提供者出现，社会舆论更加复杂多变，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也逐渐深入。比如近年来多发“反对PX项目”等邻避事件，显示了社会舆论的威力，而智库能以独立、客观的第三人视角，发布正面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同时，智库具有自身的传播平台、网络体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重大问题上能够达成比较一致的观点看法。甚至可以跨越国界，开展国际间智库对话，形成国际共识。经智库的人际网络与社交网络、现代传播网络相互结合后，将思想和政策理念转变成公共政策行动，成为国家治理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1.6 具有更加开放的全球化视野和更加密切的网络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经济之间的依赖与互存日益加深，国际国内问题更加交织在一起，智库的研究具有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化视野。一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内研究问题国际化。全球化的蓬勃发展深刻影响着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使得很多国内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与不确定。二是资源环境问题业已成为全球性共同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往往具有跨国界、跨空间的特性，单凭一国的力量难以取得成效，需要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共同面对并加以解决。如全球环境变化、能源发展、气候变化、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和地区变革等。因此，智库在研究中需要具有更加开阔的全球化视野，站在开放、包容、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待新型全球化、全球生态化时代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

　　 为了更好地研究国际问题，智库通过走向全球、建立合作关系与人员交叉任职等方式拓展研究网络，建立了更加密切、广泛、全面的网络化研究体系。一是走向全球，在当地设有办事处，既便于收集资料、近距离观察，也可以服务国际和国内议题。比如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在剑桥市、马萨诸塞州、华盛顿特区、菲尼克斯市和北京市均设有办事处。二是加强与相关机构合作，共同研究国际问题。比如世界资源研究所与彭博慈善基金会、卡特彼勒基金会、气候工作基金会、多恩基金会、欧洲委员会、谷歌、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皇家壳牌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都建立了坚实的合作关系。三是智库间存在着交叉任职与兼职现象，比如现任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也担任牛津能源研究所的高级顾问。

　　1.7 近年来“反全球化”浪潮给智库发展带来了挑战

　　 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放缓、地区冲突加剧、全球动乱频繁、全球化下的国家身份迷失、政府信任危机和信息不稳定性的持续发酵，带来了一场席卷北美、欧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全球性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政治运动，表现出“反政府”“反精英”“反全球化” “改革关键议题的激进主义” “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方式”等鲜明特征，智库发展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挑战。特朗普能够入主白宫并出台一系列反全球化言论与措施，正是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结果。

　　 这些“反智”的主张与行为，对智库的发展带来了挑战，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使得新增智库数量出现下降。根据TTCSP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许多国家，政治与监管环境对智库与非政府组织产生敌意；政府与私人的赞助者对公共政策研究资助的减少；政府与私人赞助者更加倾向于短期的、专题性的研究资助，而非资助于理念和机构；智库组织能力的欠发达和对变化的难以适应；来自倡议性组织、营利性咨询机构、法律机构和电子媒体的激烈竞争；机构宁愿停止运行也要坚持其宗旨。更多的议题、更多的主体、更多的竞争和更多的冲突是智库发展所面临的威胁或者机遇，同时也带来了竞争的挑战、资源的挑战、技术的挑战和政策的挑战，智库只有继续增强使命责任感、坚持市场导向、加强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才有可能化“威胁”为“机遇”。

　　2 全球资源智库的重要发展特征

　　2.1 具有清晰的发展定位和明确的价值导向

　　 智库的使命在于搭建公共决策者与公众、国家与社会、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桥梁。智库必须以公共政策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设计与政策建议，才能影响国际国内的公共政策，引导社会舆论。因此，智库的成果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智库成果易于理解，不能过于学术化、专业化，更多采用比较平实的语言；二是智库机构要值得信赖，要有良好的声誉和公信力，能够得到各方的认可与信任；三是研究成果便于公开获得，通过各种渠道使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能及时获取最新研究成果。

　　 因此，智库都极力标榜其自身的宗旨、使命与价值导向，其目的在于极力向社会公众证明，其所提出的研究结论、研究观点和政策建议等更加符合实际或接近现实。智库宗旨是智库秉承的核心价值观，是易于辨识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所负使命、发展定位与价值导向的具体体现。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价值观是“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宗旨是“拓展和推动与世界高速发展相匹配的、互惠的自然保护管理安排，同时帮助居民和国家更好地保护动植物资源”。城市研究所的宗旨是“开放思维、制定决策并提供方案”。可见，这些宗旨是智库价值导向的具体化，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色，代表了其所秉承的价值观。

　　2.2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客观性

　　 尽管大部分智库都标榜“独立性”“非营利”的发展理念，致力于与政策制定者、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体和全球性运动分享知识与经验，共同提升国际社会准则，而且确实有些著名智库因其深厚的发展底蕴、独立的发展精神和明确的发展方向，成为国际上比较公认的独立、客观智库，但是智库的核心在于支持公共政策制定，必须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出谋划策。同时在西方政党政治的大环境下，智库所提出的政策方针只有被政党采纳才能实现价值，难免沦为某个党派的代言人。如美国9·11事件后，智库研究重点放在反恐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智库研究重点随之转移到全球经济危机等领域；部分欧洲的智库研究领域集中于如何发挥欧洲作用以及欧洲一体化等方面上；日本的智库则偏向于亚太局势、国际化战略等方面。

　　 此外，智库背后的国家需要与经费支持等均对智库研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智库资金来源包括捐赠、合同研究等方面。对于智库而言，资金筹措方式、能力以及运行方式十分重要：是否能获得稳定、巨大的财政支持，决定了智库发展质量和能力，也影响到智库的学术成果。有些智库尽管声称不接受政府资助，只接受社会捐赠，但是重要的捐赠者或其代言人可以进入智库理事会，也将可能会对智库研究成果产生影响。另外，有些智库接受合同研究任务，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代表了委托方的利益，遑论那些营利性的智库。一般来说，英美智库经费支持多源自基金会、企业、个人捐助、会员费和出版物的收入，俄罗斯、德国、日本的智库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

　　2.3 具有科学的治理机制和高效的组织架构

　　 国外智库主要采取“理事会（或董事会）+总裁（或执行总裁）”的治理机制。理事会一般产生于非营利机构，董事会则往往由营利机构的股东担任。理事会（或董事会）是智库的最高决策机构，往往由杰出的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商界精英、学者、前政府官员、捐助基金会负责人、社区领袖组成。其主要职责包括任命智库总裁、明确智库发展方向和研究计划、提升智库影响力等方面。智库的日常运营由总裁来负责，采用聘任制，在理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同时，有些智库会建立咨询委员会，一般由国际知名专家、前政府官员等组成，为智库运行提供政策建议。与理事会相似，咨询委员会专家可以在不同智库之间交叉任职，为智库之间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共同开展研究、联合发出声音提供基础。

　　 智库的组织架构一般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方式，主要由行政管理部门和研究部门组成。行政管理部门包括财务部门、人力资源部门、联络部门等部门。研究部门主要按照研究领域划分，比如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依据气候变化、人居环境、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等四个研究领域，分为四个研究部门。另外，为了灵活应对重大研究课题，智库会根据研究议题，建立临时性的研究组开展研究，这类研究组甚至可以采用跨智库的联合方式，待成果完成后研究组则自行解散。

　　2.4 具有“旋转门”等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机制

　　 智库的产品表现为高质量研究成果，其背后是高质量人才的支持，是人才对于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对具体研究议题的分析。因此，人才是智库发展的关键，全球智库无不将人才培养、激励、引进放在突出的位置。比如，麦肯锡公司严格奉行不进则退的人事原则，凡未能达到公司晋升标准的人员，公司会妥善劝其退出公司。咨询人员经过6～7年的发展锻炼，其中200/0左右均能成为公司的董事。几乎所有公司的高级董事和董事都是从咨询人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同时，智库面向全球招募高级研究人才，通过引进具有极强学术背景、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专家学者，优化了人才机构，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起到了人才的引力场和蓄水池的作用。

　　 “旋转门”机制更是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平台。通过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顺畅的人才交流、流动机制，智库机构输送大量人才到政府任职；当政府官员卸任后，又旋转到智库机构从事政策研究。美国的这种机制与党派政治密切相关。每次党派轮流执政，智库人才与政府官员之间就会有一次“旋转”交流，毕竟美国的智库或多或少都有党派色彩。比如胡佛研究所专门为政府相关人员提供研究职位，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舒尔茨等都在研究所担任过高级研究员。在布鲁金斯学会现有的200多名研究者中，有大约一半的人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其中还有6人直接出任过驻外大使。

　　2.5 具有促进高质量成果产出的管理机制

　　 加强成果质量审查是保证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的重要环节。智库往往通过两个途径强化管理，一是严格的质量要求和成果评审流程，二是咨询委员会的评价与监督。比如，世界资源研究所对成果质量的要求是“报告全面、写作完善、观点中立、价值突出”，并专门设立“科学与研究部”，负责成果质量审查。按照研究报告、工作论文、技术文件、在线工具与应用软件、数据信息图等不同成果，分别设立了严格的内外部评审程序。以研究报告为例，经研究部门主任、科学与研究部共同审定成果出版计划、报告初稿，然后由科学与研究部送内部专家评审、外部专家评审并最终出版发行，整个评审过程一般需要6个月之久。

　　 加强技术方法的创新是保证高质量成果的必然选择。国外智库强调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得出科学可信的结论，重视科学研究方法的开发与应用。比如，兰德公司战略研究就突出体现了这一个特点。其在研究中采用的科学方法包括定标比超、案例研究分析、成本分析、经济分析、建模模拟和最优化、绩效评估、政策分析、项目评估、风险评估与分析、战略规划、调查研究、技术评价等。

　　 国外智库重视研究成果和研究数据的积累，重视构建相关领域的资料馆、数据库、知识库和可视化平台。如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建有西欧最大的地理科学图书馆和档案库，收集和存储了大量的岩石、矿物、矿石、化石和钻探岩心，超过60万册的书籍、期刊、地图和报告。兰德公司于1972年专门成立调查研究组，在业务研究中开发和积累了大量的特色数据库，包括统计数据库、调查数据库、案例库等。

　　3 推动中国特色的新型资源智库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将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和高度，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自然资源具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属性和功能，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战略资源。自然资源治理问题始终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事关国家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迫切需要发挥智库的功能与作用，开创自然资源管理新格局。必须按照党中央的重大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布局，推进自然资源领域智库建设，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推动资源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3.1 统筹谋划资源智库顶层设计

　　 一是加强资源智库体系的顶层设计。系统谋划、统筹安排、科学布局，选择一些综合性、专业化、规模化、软科学研究实力强的研究机构，整合相关研究力量，做实做强做大综合性资源智库，开展系统全面的制度设计与政策研究。同时围绕资源管理的具体领域，建立单领域、专业化的研究智库。以此构建“综合性+专业性”的智库体系与格局，加强资源共享与研究协同，充分发挥综合性的统筹研究能力、战略决策能力、辐射带动能力，以及专业化智库的精细化研究能力。二是建设资源智库政策研究基地。以决策咨询、服务地方为纽带，以重大决策为导向，鼓励智库在地方建立资源政策重大改革试点研究基地。通过点上深入，为公共政策在面上铺开提供决策参考。三是加大数据共享与信息公开力度。建立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自然资源研究成果信息数据库、基础信息数据库以及专家数据库，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和程序，以便于获取、整理、分析与研究科学决策的相关信息。

　　3.2 强化智库政策研究与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一是主动吸纳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全流程。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以及自然资源重大决策为导向，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及变迁等方面，持续跟进、长期积累、动态调整、全力支撑，及时提交政策建议，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二是坚持理论创新服务功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建立智库与决策机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经常性的沟通，将需要解决的问题转化为重大研究课题，以系统化的研究、理论性的创新来服务自然资源管理。三是坚持智库研究的前瞻性。自主开展超前研究，瞄准国际国内趋势，及时总结新问题、新动态，转化为管理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制度问题，加强前瞻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四是加强舆论引导。通过时评论文、学术论坛、学术著作等形式，及时解读自然资源重大政策，回应社会关切、引领舆论导向，提升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3.3 推进智库国际国内学术合作与交流

　　 一是推进智库联盟、产学研等各种形式的合作。加强与国家综合性智库，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家高端智库开展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协同合作，形成研究合力。同时，发挥高校理论研究系统深入、学术前沿把握能力强等优势，深化理论创新、项目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二是定期举办面向不同层次的资源论坛。以高层资源论坛为统领，以形式多样的各类专题论坛为补充，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资源治理、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与各类学会、协会分工通力配合，交流学术观点，凝聚各方智慧，广泛形成共识。三是积极参与全球资源治理。全面提升智库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和创新能力，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自然资源、环境和生态方面的有关倡议、政策研究，不断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提高国际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决策参考与智力支持。

　　3.4 深化资源智库治理体系改革

　　 一是深化智库运行机制改革。探索建立新型的内部治理结构，以公共决策者、智库领导、知名专家等为主要成员，组建智库理事会。并进一步完善智库学术委员会，广泛吸收自然资源领域知名专家，在智库重大策划、研究计划、研究项目、成果发布、学术交流等各层面提供智力支持，实现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的学术合作。二是加强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坚持大数据思维，创新数据与信息分析、知识发现的科学方法与分析工具，建立战略型、政策型、方法型、专业型的研究方法体系，做实研判形势、探求规律、提炼理论和决策支持四项基本功。三是建立严格的成果质量管理体系。仿照麦肯锡公司等国际知名智库关于成果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挖掘成果受众的关注点、兴趣点、需求点和利益点，提高逻辑性、条理性和结构性的思维能力，准确高效地阐述思想观点。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控制体系、发布机制，保证智库学术成果的严谨性、科学性、客观性与合理性。

　　3.5 加强资源智库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建立智库人员与决策机构的双向交流机制。畅通决策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人才交流渠道。选派优秀科研人员到自然资源管理基层部门学习实践、挂职锻炼，倡导解剖麻雀式调研和蹲点调研。二是完善以品德、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相匹配的人才队伍培养使用机制、职称评审制度、工资薪酬制度等激励机制，激发智库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着力发现、努力培养、精心打造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加强科研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四是建立智库专家流动机制。吸引国际一流专家在智库任客座教授、访问学者，优化智库的人才队伍，提升智库研究的视野与水平。

　　3.6 加大资源智库的财政支持力度

　　 一是加大智库经费支持力度。以国家资源战略为目标导向，聚焦资源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建立以固定研究项目为主、自主探索研究项目为辅的项目委托机制，健全以稳定性经费支持为主、竞争性配置为辅的财政投入机制，成立稳定的研究项目专项，集中支持智库学术研究。二是提高智库人力资源的财政投入比例。智库之所以被称为“思想库”，体现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上，表现在人力资源的质量、水平和能力上，因此应提高项目预算中人员费用的比例，改变以往“重物不重人”的传统思维。

　　摘自：《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