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编制的年轻村医

　　这是钟丽萍对抗现实职业困境的故事，也是无数年轻村医的故事。

　　五年前，镜头就曾对准过钟丽萍，那时她是当地鲜见的年轻村医。她有着哈尼族标志性的黝黑皮肤，又宽又长的双眼皮，大而明亮的眼睛，丰厚的嘴唇，一笑嘴角便咧到耳根，灿烂地露出上下8颗牙。见着来人她总是笑盈盈地迎上去。大概是因为看到这极具感染力的笑容，不少人说她是村子里最快乐的女孩。

　　从21岁到28岁，钟丽萍都在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哈尼族乡岩因村当村医。7年里，她从姨妈的“小跟班”，逐渐独当一面，邻村的病人也慕名前来。

　　不过喜欢笑的她并非没有烦恼。今年夏天，在一档乡村励志女性综艺节目上，她站上舞台对着镜头讲起村医工作日常。台下有个村民观众冲她大喊：“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她愣了一瞬，强忍着眼泪说：“来到这里，希望能帮村里争取更多医疗设备，也想让更多人关注到村医群体，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编制。”

　　根据《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末，在村卫生室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和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为110.8万人，同比去年减少了3.3万人。从最近5年数据来看，村医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待遇低、保障差、风险高、任务重，是村医群体逐渐缩减的主要原因。

　　以下是钟丽萍对抗现实职业困境的故事，也是无数年轻村医的故事。

　　“推”摩托和“安全感”

　　早上7点，山间晨雾缭绕，露水蒸腾，钟丽萍已开始在卫生室里来回穿梭。问诊、开药、扎针、针灸、拔火罐、收费……为了不耽误干活，村民大都选择在清晨来看病。一个上午的时间，她在几十平方米的卫生室里能走近万步。

　　岩因村有8个村寨，2000多个村民，多为拉祜族、哈尼族和傣族，村子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求学、务工，留在家中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儿童。交通不便，加上不怎么会说汉语，生病的村民都十分依赖精通多个民族语言的钟丽萍。村民们看见她，会笑着喊：“mengpa，mengpa。”那是她的哈尼族名字。

　　岩因村地处边陲，去县城需要在蜿蜒的山路上开车近一个小时，而从这儿骑摩托到缅甸边境也差不多时间。山路蜿蜒，胆子大的钟丽萍初中时就学会了“推”摩托。

　　刚开始做村医时，她骑车带着姨妈，背着药箱，除了带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等“老三样”，还会随身携带锄头以便清理路障。因为这里一下雨，土路潮湿得像“糯米粑粑”，稍有不注意，车轮和鞋子就陷进泥里。直到脱贫攻坚，村里修起了水泥路，她上路时才能放下锄头。

　　每个季度，她都会骑着摩托到寨子里入户随访，给高血压患者量血压，给糖尿病患者测血糖，监控孕产妇的身体状况。全村有150个老年人，141个高血压，6个糖尿病，6个重度精神病患者，钟丽萍牢记着每个重点监护对象的情况。

　　不同于城市，乡村医生几乎都是全科医生。每天，她都要经历一场庞大又琐碎的工作挑战。妇科、儿科、内科、外科、中医，从头疼脑热到感冒拉肚子，从心血管疾病到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钟丽萍都要管。

　　卫生室诊室的墙上，贴着孕产妇的动态表，详细记录着她们的孕次产次和高危因素，钟丽萍抬头就能看见。“像个老妈子，管理一个人的一生。”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从女性怀孕到新生儿出生、成长、变老、死亡，都有乡村医生的参与。

　　钟丽萍还会根据村民劳作、生活的习惯调整诊疗方向。村民爱吃生肉，她今年便收集了200多份粪便送去做土源性线虫病化验。每到雨季和换季时，村民易受凉拉肚子，她会提前备好相应药品。务农时，一些村民意外被马蜂蜇伤或农药中毒，她总是反复宣传自救知识。村里喝酒文化盛行，患有脑梗塞等慢性病的村民便成了她重点关注对象，只要入户她都会苦口婆心劝说他们戒烟戒酒。

　　搬运重物时，村民们习惯将箩筐的布带撑在脑门上，以致许多人脊椎和关节会时不时疼痛。去年在一家基金会帮助下，钟丽萍在佛山复星禅城医院进修了针灸、拔火罐等中医康复理疗技能。培训回来后，她便收拾了一间屋子做理疗室，帮村民缓解疼痛。

　　因为效果不错、收费低廉，隔壁村的村民也来找钟丽萍理疗。像针灸、拔火罐等以往在城市需要花费上百元的中医理疗项目，她统统每次只收10元，这仅能覆盖材料成本和一般诊疗费。其实，钟丽萍可以收取更高的费用。拿针灸来说，按照指导定价，单是用五根针就可以收10元。而她每次治疗都需要用二三十针，算下来，除去新农合医保能报销的部分，村民需要缴纳的费用也远不止10元。她可怜乡亲们生活不易，尽量少收甚至不收药钱。

　　其实，面对腰酸背痛的病人，一般医生都会给出减少运动、静养的建议。但类似的话，钟丽萍几乎不讲，因为她知道即便讲了，病人也很难听进去。理疗室里躺着的都是反复发作的老病人。

　　钟丽萍知道，他们得的大多是“劳作病”。清晨，雾气大到模糊视线，他们就要去挖菌子、干农活。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在村子里太常见了。只要疼痛减轻，他们就会继续耕作、搬重物，等到疼到受不了再来找她。

　　每当看着一张张熟悉的脸上露出的痛苦表情，钟丽萍既心疼又焦急，她希望自己能多掌握一些医学技能，用更好的医术帮到他们。

　　“有时是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在村里，钟丽萍除了是治病救人的医生，也是孤寡老人的陪伴者，还是村民琐碎生活小事的帮手。每次上门，总有老人见她像见到亲孙女般开心。有时在外打工的村民还会直接给钟丽萍转钱，让她帮忙给家里人带去现金或买些日用品。袜子、尿布、米面油她都送过。

　　钟丽萍逐渐明白，受限于现有医学条件和能力，许多慢性病几乎无法治愈，乡村医生存在价值绝不仅仅是“看病打针”，更多的是给予村民一种无可替代的“安全感”。

　　村卫生室和三代女性的托举

　　钟丽萍对卫生室有着特别的情感。小时候，父母忙着干活无暇照看她，她便跟着姨妈张惠仙在卫生室里长大。张惠仙是村里第一个村医，很长时间里也是唯一的村医。

　　那时，村里的路比现在难走很多，张惠仙去寨子里为村民打疫苗，有时要走上两三天。遇到不愿接种疫苗的，她要给些食物“贿赂”才行。后来她去谁家，谁家都会把好吃的瓜果拿出来。她说，在岩因村，最受尊敬的有两种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

　　一开始，张惠仙选择成为村医是为了完成母亲钟布霞的心愿。钟布霞的丈夫在张惠仙还在娘胎时，就因急性阑尾炎去世。那时村子里没有村医，去县城医院要走上3个多小时，如今看来只是一个小手术就能解决的疾病，却让一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钟布霞一直对丈夫去世的事耿耿于怀，她坚持独自养育两个女儿。母女三人相互支撑经历的苦，她不愿再多提。

　　因为丈夫的意外，钟布霞始终对医生这个职业充满了敬畏。让孩子当村医的执念开始在她心里发酵。等到大女儿独立，家里条件终于有所改善后，她坚持将张惠仙送去学校，后来家里唯一一次借钱，就是为了给张惠仙交卫校的学费。

　　据说就连岩因村卫生室成立的资格也是钟布霞用酒“讨好”各方申请得来的。后来钟丽萍的父母又出钱买了木材搭建起一个简易狭小的木板房，这便算是村里的第一个卫生室。那是1999年，农村医学专业毕业的张惠仙在母亲和姐姐的帮助下开始了行医之路。

　　送钟丽萍读卫校也是外婆坚持的。钟丽萍原本的梦想是做一名警察。在做村医之前，她在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做了2年多的缉毒协警。她见识过各式各样毒品藏匿方式，也经历了不少打斗抓捕场景。“也算是圆过梦了。”钟丽萍说。

　　2017年，《“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发布，要求农村每千服务人口至少有1名乡村医生。张惠仙想把外甥女叫回来帮忙。她郑重地和钟丽萍谈了一次话。钟丽萍最终决定回到她长大的地方，和姨妈一起当村医。

　　现在的村卫生室前身是钟丽萍的母校——岩因村小学。村小关闭后，在村里支持下，姨妈张惠仙将其简单修缮作为新的村卫生室，原来的学校食堂成了诊疗室，过去的教师宿舍成了钟丽萍的“新家”。钟丽萍回来后接续翻新着村卫生室，墙上淡绿色的漆、多个标识和指示牌都是她的劳动成果。

　　张惠仙恨不得在最短时间内让钟丽萍学会所有实操。那几年，钟丽萍从张惠仙那里认识了不少外地专家难以辨识的地方病。她还跟张惠仙一起为产妇接生，给新生儿取了不少汉语名字。

　　2020年，张惠仙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婆和孩子，不得不辞职，留钟丽萍一人接管。

　　那也是钟丽萍最难熬的一年。全年无休，一个人走访8个寨子，为2000多人提供公卫服务，入户跟踪超过300个慢病患者。她的家离卫生室很近，仅有一公里，但是这7年来，她都住在卫生室。

　　那时，村卫生室还没通自来水，钟丽萍要去2公里外的水井挑水吃。每到深夜，村卫生室安静得可怕，虫鸣和老鼠撞击的声音格外响亮。极致的孤独让这个年轻女孩很不适应，“几乎快抑郁了”。

　　一天晚上，她疲惫地躺在村卫生室的单人床上思考许久，猛地起身，心里有个声音呐喊着：“我得快乐起来！”

　　卫生室前的空地原先是钟丽萍读书时和玩伴最爱的“游乐园”。从那之后，她在上面种满了她喜爱的花和果树。栀子花、玫瑰花、蔷薇花，芒果树、李子树、木瓜树……它们随着季节变化循环绽放和结果。她还买了一整套的茶具，将废弃的一间教室宿舍改造成“茶室”。在忙碌过后，她会奖励自己一杯好茶。

　　她还用废弃的课桌当灶台，学着做美食犒劳自己，把自己养胖了近20斤。她不爱穿裙子，喜爱宽大的T恤和深色运动裤，对化妆打扮没兴趣。从初中到现在，她的发型一直是扎着一个黑色短马尾。

　　她变得越来越乐观。简易的淋浴间屋顶破了个大洞，她笑着说：“这样洗澡就可以看到星星哦。”

　　“栽不住”和远方的善意

　　2022年，“00后”乡村医生定向委培生张娜妥的到来，让钟丽萍减轻了不少压力。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人才。一批批农村学生借由该政策成为乡村医生的新鲜血液，张娜妥就是其中一员。

　　两人分工坐诊，外出随访，她们一人看病，一人记录，速度提升了不少。今年，村卫生室的工作因等级创建和电子化改革异常忙碌，熟悉电脑操作的张娜妥承担了不少整理电子文件等事务性工作。她们是最好的搭档，也成了亲密的朋友。两人会一起换洗诊室的床单被套，一起拍星星、做饭，收拾“菜地”“花园”。看诊的收入两人也平分。

　　不过，当问起能在村卫生室待多久，张娜妥沉默了一阵，抬头望着钟丽萍，眼神躲闪地说：“不知道。”跟她同一批进入各村卫生室工作的同学已经毁约了一大半，离开了乡村。

　　“很多年轻人栽不住。”钟丽萍听说隔壁村有个村医刚递交了辞呈。她卫校的同学绝大多数也都离开了乡村。

　　乡村医生承担着农村基本医疗、慢性病防控、公共卫生服务等职能，是农民健康的“守门人”，也是农村医疗的网底。然而，长期以来，村医都是游离于医疗体制之外、“半农半医”的农业医疗从业人员。尴尬的身份让不少村医面临较大生活和养老压力，也让村医职业吸引力不断下降。

　　钟丽萍理解那些离开的同行。在她看来，村医都是“自带干粮干革命”。虽然承担着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责任，身份却有点像自负盈亏、风险自担的“个体经营户”。卫生室所有东西都得自掏腰包，轮椅、担架、白纸、电脑、床垫、窗帘、太阳能、档案夹都是，连卫生室的大门都是姨妈张惠仙还在的时候自己装的。大部分药品也都需要村医先垫资。一旦药品过期，就跟做生意货物“砸”手里一样。

　　目前乡村医生收入来源包括三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一般诊疗费以及基本药品补助。算上这些和政府每月500元的补贴，钟丽萍平均每月收入为3000元左右。在同龄人里，这样的收入并不算高。而且很多时候，收入是按季度发放，一旦发放不及时，两个年轻人捉襟见肘。临近年底，她们今年第三季度的收入还未发放到位。

　　农忙时节村民来看病的少。每到这时候，钟丽萍也会去采摘茶叶、收割蜂蜜，用柴火烤土猪肉做成熟干巴拿去卖，像所有勤劳的普洱农民那样。“姨妈更苦。”钟丽萍说。20世纪90年代后，村卫生室进入“单干”期。200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卖药不再成为村医收入来源。为了维持生活，张惠仙一边做村医，一边养着20多头猪，还兼职给村小食堂做饭，也做糯米饭拿到街上。

　　成为乡村医生后，钟丽萍得到了很多注目和帮助。有人出钱在卫生室门前装上路灯，有人出钱帮她盖了一个小凉亭子。这几年，钟丽萍开通了视频账号。一些远方的爱心人士看到视频，给了她不少鼓励，有的还会主动联系她捐款捐物。她把每一笔捐款的来源和用途都记在本子上，并为每位爱心人士寄去等值的土特产。

　　最近有位爱心人士留意到钟丽萍视频里的一个小女孩，愿意每个月资助她200元，委托钟丽萍送到女孩手上。钟丽萍用视频记录了爱心传递的过程，让资助者放心，同时她也逐渐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能力和责任可以更大。

　　一提到这些陌生的善意，感性的钟丽萍就红了眼眶。“如果没有这么多人支持，我可能也坚持不下去。”

　　记者刚见到钟丽萍时，她正跨坐在一条弧形的支撑管上，和几个帮手一起安装乒乓球桌。这是一家基金会专门捐赠给村卫生室的健身设施。

　　村卫生室对面还有一间特殊的教室。那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蜻蜓社区公益事务中心联合中国福利彩票打造的岩因村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一到周末，几十个小孩就会跑来玩。听到疯跑的笑声，她笑称，村卫生室快成了“托管所”。许多孩子都害怕医生，但岩因村的孩子很喜欢和钟丽萍玩。

　　这些孩子给了钟丽萍很多感动。有次她碰上危重病人需要及时转送，怕耽误病情，在山路上开得飞快，神经一直紧绷着，下车腿就发软。但回到卫生室，她的心就“融化”了。门上插了好几束“花”，那是几个小朋友给钟丽萍的“礼物”。他们用芭蕉叶包了十几种路边的鲜花，在不知道从哪撕下来的粉红纸片上，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我们没有礼物，只有花，祝你七夕快乐，小小世界，天天开心！”

　　编制之外的期待

　　钟丽萍愿意做一辈子村医，但她也难掩对未来的担心。如果退休，她可能跟姨妈一样，只有微薄的养老金。生活最终还得要回归现实。

　　很长时间里，编制对村医来说几乎是遥不可及的。不过，这两年的政策变化让村医群体似乎离编制近了一些。

　　自去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的通知》以来，多地响应号召探索县管乡用与乡聘村用模式解决村医编制问题。今年入秋以来，随着多个地区首批带编上岗大学生村医正式进入村卫生室，“年轻人该不该为了编制去当村医”一度成为网络热议话题。

　　今年8月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云南省深化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推进医疗卫生人员县管乡用、乡聘村用。在核定的编制总量内和优先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人需求的前提下，医共体内人员实行全员岗位管理，对人员实施统一招聘、培养、管理。绩效工资总量和人员待遇应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这让钟丽萍看到了新希望。

　　钟丽萍密切关注着相关政策和网友讨论。有人说，“村医入编”意味着村医的身份不再“尴尬”，提升了村医职业吸引力和社会地位。也有人担心编制背后的待遇保障落实问题。在社交平台上，不乏年轻村医发出“劝退”或放弃的声音。

　　最近，钟丽萍所在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也迎来了首批“入岗即有编”的大学生村医。不过即便有编制，其中有3个村卫生室却因为无人报名而取消原定招聘计划。

　　钟丽萍认真想过：如果编制背后没有完善的配套激励措施、更宽广的职业发展空间、更实惠的福利待遇，那有没有编制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钟丽萍还关注到，不少地方公告要求：“纳入事业编制的大学生乡村医生在村卫生室服务时间不低于6年，须在签订聘用合同之日起3年内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综合各地多项政策来看，获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是大学生村医保留编制的必要条件，也很可能是未来村医落实编制、打通职称上升渠道的敲门砖。

　　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是许多村医的拦路虎。比起村医上岗必备的乡村医生证，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的难度成倍增加。据有关方面的数据，2023年，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全国通过率只有23%，也因此被称为我国“最难的考试之一”。

　　相比于大学生，像钟丽萍这样的村医通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的概率可能更低。一般村医考试能力较薄弱，而且并非所有村医都具备报考资格。该考试除了对学历和工作经验有要求，对专业也有一定限制。根据《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2014版）》规定，基础医学类、法医学类、护理（学）类、医学技术类、药学类、中药学类等医学相关专业，其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所以药学专业的钟丽萍至今没有考试资格。

　　当地一名乡镇卫生院院长透露，目前状况是“本地人难通过，外地人留不下”。去年钟丽萍所在的乡卫生院举办了相关考试培训，但截至目前该乡仅有一位村医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该院长称，类似的考试培训是否常态化举行，要看未来有没有相关经费支持。

　　钟丽萍也觉得外地人很难长期留下来做村医。身为本地人的她都需要时间适应工作。如果换作外地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观念不同，他们可能难以获得村民的信任，加上工作繁杂，收入微薄，钟丽萍很难想象外来的年轻人如何克服这些问题。

　　“关键还得靠本地人才。”当地一位卫生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认为，外地人可能只是将村医编制作为跳板，短暂回到农村，只要有合适机会就会选择离开，本地人才更有可能扎下去。

　　未来，钟丽萍想做的事还有很多。她想继续学中医，琢磨考执业（助理）医师证的法子。她想做电商，贴补家用的同时也帮更多村民增加收入，即便她还没学会如何在平台上挂购物链接。她想记录生活，向来过的视频博主取经，即便也不一定有精力去打磨拍摄剪辑。

　　让更多人关注村医群体，关心村民生活，这是她朴实的心愿和动力。